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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都被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处在落后的困境中。当世界的生活水平上升的时候，共产主义国家却仍然很穷。而这差距逐渐明显。第二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一直都是很野蛮的。在一个有着残酷历史的世界中，那些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则可说是最邪恶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门格斯图、齐奥塞斯库——这肯定不是巧合。
在另一方面，卡尔·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拒绝。他的著作被人们研究、引用以及热爱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学者还是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也一样。尽管如此，想要理解那种残酷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略窥一二，这二位一直梦想着一个体现了所有原始部落价值的社会，可以说是一种高尚的野蛮。他们幻想了一个没有商人从而也没有商业的世界。这个世界人人平等，因此没有专家也没有教授。然而这个梦想是高度智慧的城市作家的作品，他们感到他们所呼唤的革命可以由城市无产阶级来制造。在这里有一个不可能被解决的内部矛盾——这个他们认为将会实现的甜蜜的牧歌之梦以及塑造了他们自身并让他们做了这个梦的复杂的城市结构之间的矛盾。
这个梦被造梦者称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马克思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这么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都不必在某个特定的领域里活动，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某个领域并有所成就；社会规范着总的生产，从而让我有可能在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养牛，晚饭后评论，只须做我所想，而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牛人或评论家。”当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时，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国家将会消失。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九章中，他告诉我们国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社会在自由和地位平等的生产者重新组织了社会生产后，将会把国家机器放在一个新的位置：在古董博物馆里，与纺车和铜斧放在一起。”
这个梦想不仅仅是不可能，它是个梦魇。它的丑恶来源于对于与专门化有关的、人类对于追求更高知识的渴望的拒绝，来源于对于人们想要从乡村搬到城市而不是残酷的反面的否认，来源于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的盲视，即意见分歧是人类天性的遗传，并且它在社会需要变革以及面对新问题时是必要的。另外，当某人把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作为目标的时候，这种信仰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涉及到相信谎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抛弃理性的承诺。为了保护这个谎言，国家必须要想办法除掉一种自由，一种能够审查那种编造这个谎言的哲学的自由。
我第一次在中国生活的时候（1984年二月到七月间），我所见到的所有东西都让我相信，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经济系统，而是一个关于经济系统的信仰。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教人们抱有这种信仰，而不需要遵循这个教义。所有违背了马克思教义的东西都被解释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并没有达到。因此破产法规以及激励机制并不是对于共产主义的违背而仅仅是沿着这条路走的步骤而已。
短期内这种假设的观点会导致自由化、生活标准的提高和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在长期内，关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会有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它隐含了一种企图，那就是通过宣传手段和强制性措施改造人类天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暗示着一个没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的实现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思想的重塑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和可以实现的目标。那些尝试过重塑人类天性的社会都由于残酷无情而备受关注。共产主义国家的全部残酷事实，斯大林、毛泽东以及波尔波特犯下的所有罪恶，都隐含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消亡的思想之中。
一个与这种残酷相一致的观点就是对于城市居民的攻击。波尔布特让城市空无一人，毛则将数百万人流放到乡下。《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为生产方式的革命列出了十条措施。其中第九条是“结合农业和制造业；通过在全国的人口中更为公平的分配方式，让城镇和乡村间的分别逐渐消除。”这完全和那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所一致，即一个人可以“傍晚养牛（然后）晚餐后评论。”
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城市居民被强迫在农村生活的原因是，他们可以因此从农民那里学到些东西。农民到底该教给他们点什么？中国那过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当然不是！城市人该学习的是如何转变为这个一成不变的社会的一分子。人类最最保守不变的习俗总是存在于农村。毛必须让每个人都像农民一样思想和行动，才能实现他终结历史的梦想。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所有人毫无置疑地接受命运的地方。农民，尤其是贫穷国家的农民，明白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城市居民明白另一个不同的现实——世界正在发展得更为繁荣。
毛泽东并没有为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难和反作用而挫败，他并没有想过中国人民更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他的“红宝书”只涉及了两个问题：怎样取得胜利以及怎样在胜利后处罚敌人。当毛取得胜利消灭敌人后，他应该做什么？他并没有考虑太长远。他所能做的事就是回过头处罚中国人民。然而尽管毛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设想更好的生活，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他想要一个再没有革命的中国——一个历史被终结的中国。中国农村，在某些方面来说，组成了一个历史根本还没有开始的社会。毛做好准备要跨过中间的资本主义，把中国从封建主义直接领向共产主义。他并不需要城市工人阶级，他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后来，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是把农民的地位提高到革命阶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与封建主义非常相似。在这两个系统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平等而软弱无力的。在顶层，有一个很小、高度组织的阶层，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作贵族，由赋予名称的等级构成（公爵、伯爵等），其中包括金字塔顶端的国王，以天赋的权利统治国家。在中国，上层的人被称作干部。和贵族一样，干部也是有等级的，但是由数字顺序而不是名称划分。干部有23个等级，顶端则是绝对的统治者毛主席。在两个系统中都有一个不可置疑的信仰：异教徒将被处死；并且在这两个系统中都有着一个假设，认为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样则一辈子都是什么样。在封建时期的欧洲，一个人要死了才能上天堂，在中国，伊甸园则被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所代替，这最终是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但是对于那些在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就死去的人们来说，他们没有天堂。
马克思是一元论者，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个人或者政治问题都只有一个解释：阶级斗争。没有心理学，没有社会学，没有人类学，只有经济学。
毛统治下的中国没有生产出任何美的东西——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建筑。共产主义甚至没有消灭饥饿。1985年12月《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1959-1961年饥荒的文章，作者法克拉夫·施米勒(Vaclav Smil)告诉我们，“1981年以后中国给出了更详细的数据，加上1982年的普查结果（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可靠的一次人口普查），由此确定那个时期死了3000万人，这是一个极端的死亡数字，并且由此损失的或推迟的生育达到3300万人。其他任何已知的饥荒都不曾如此具有破坏性。”
我第二次居住在中国是在1989年中国春节，每个人似乎都完全赞同学生运动，然而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也可能错误这一观点感到很难受。他们说他的想法是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作的，与中国关系不大；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受到了封建主义影响；他们同意马克思被误读了。他们所不能做的，就是质疑他文章的根本正确性。他们仍然原谅主席过去的罪恶，原谅他说出中国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种话的严酷。他们仍然认为未来的这种幻想是可能的。
马克思曾说“国家间的不同和民族间的对抗正在日渐消失。”他错了。他曾说产品的价值是原材料价值和人劳动价值的和，他错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没人想要那么它一文不值。他曾说古代没有商人，他错了，他没有听说过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在2600年前，商人就经常旅行超过500英里。马克思在所有事上都错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人道主义者，那是些想要目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终结的人，然而每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是相当的不人道。这些政权的丑陋不能归因于列宁的哲学，当然也不能通过讨论智力较低的毛和斯大林来做出解释；它来自马克思的著作本身。直到世界面对这个事实之前，卡尔·马克思都将是一个威胁。
马克思主义可能已经死亡了，但它的幽灵还统治着10亿中国人。中国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认为毛主席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试图略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不对的。尽管自由市场在增长，共产党在力量日益增长的并且好战的中国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既然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不会打仗，那么一个民主的中国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有利的。1989年中国人民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共产党经受了下来，不仅仅因为它使用了武力，还因为它有马克思的道德权威所保护。当中国人拒绝马克思的教义后，中国将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团结。
此文的一个版本见《中流》第43卷第1册，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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