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去见哪个朋友?卖哪个房子?从事什么职业? 试着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项羽是怎么做的?
项羽是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一个将军,他带领他的军队跨过长江直入敌军领地,如何做出决策,他做了一次尝试.他砸坏了队伍里所有的锅,烧了所有的船(译者注:破釜沉舟-_-!).
他解释这是为了让队伍集中精力在作战上——当时动员演讲并不奏效,士兵眼看着自己的退路被付之一炬.项羽的做法,无论从战争角度或者从社会科学研究角度,做的都是正确的.
他成为Dan Ariely新书《可知的不合理（Predictably Irrational）》中的人物榜样.这本书以幽默的视角阐述了人类的一些小毛病，比如喜欢对一件事情保留很多选择的可能性，却不做出决定。项羽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例外，用义无反顾的理性（译者注：unpredictably rational，此处对应前面的可知的不合理Predictably Irrational）征服敌人的勇士。
许多人不能做出如此痛苦的决定，甚至在以理性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学生，也不能免俗，Ariely博士是那里行为经济学（译者注：behavioral economics）的教授。一系列实验证明，参加实验的数百名学生都不能忍受实验中他们的策略落空，甚至包括其中的一些非常愚蠢的策略（而且，他们甚至没有被命令烧掉任何东西——相对于项羽的部队来说）。
这个实验包括这样一个游戏是消除那些我们平时用来拒绝让其离开的借口。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经常告诉自己，最好对某事持有很多种选择。
比如说，你甚至不知道一个照相机的闪存Burst（块读写）模式是怎么工作的，但是你说服自己，为这个额外的功能买单。你和某个人再也没有共同的话题，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彻底的断绝关系。
即使你孩子学校以外的足球，芭蕾和中文课程，把他们弄的精疲力尽，但是你也不会让她放弃她的小提琴课。学这些东西，迟早有用！但是天知道是不是真有的用。
麻省理工的实验中，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实验要求他们玩一个电脑游戏，如果找到屏幕上门背后的钱以后，则会得到真实的金钱奖励。（你也可以在tierneylab.blogs.nytimes.com 这个页面上自己玩，不过得不到奖励。）他们点击鼠标，就可以打开一个门，每一次再点击就会挣到一点钱，每次出现的钱数不同。
当每个游戏者点够100次，他们就可以到切换到另外的一个房间，看看有没有更高的奖励，但是每交换一次房间，就要耗费一次可以用来开门的点击。最好的策略是迅速的选出三个房间然后关注其中有最高奖励的那个。
当学生们适应了一段时间的游戏之后，他们仍然面对屏幕上新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发生困惑。如果他们处于任何房间之外，门就会逐渐缩小，然后消失。
他们本来应该忽略这些消失的门，但是学生们仍然不舍得放弃。他们浪费了太多的点击，急切的再次打开这些门，这样导致了他们的收入减少了15%。甚至即使对过快的切换这些门的时候会有一些处罚（除了浪费一次点击以外，他们还需要另外支付费用），这些学生虽然不断的被罚钱，仍然疯狂的保持他们的门是开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粘着这些门不放呢？游戏者，就像那些负担过重的孩子的家长，很可能说是为了试着保证孩子的未来有很多的选择。根据Ariely博士和他的同事Jiwoong Shin的实验研究，这其实不是真实的原因。Jiwoong Shin现在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者。
他们通过改变游戏规则策略，深入分析了游戏者的动机。这一次，甚至当门从屏幕上小时，游戏者也可以让在任何时候让门恢复。但是即使这样，当他们知道让门再次出现，不会扣分，他们仍然疯狂的试图防止门消失。
显然，他们不在乎保持未来的灵活性，他们真正的动机在于他们希望那个避免看着门关上时立即产生的痛苦。
“在选择上关上一扇门，就好像是一种失败，人们愿意支付一部分成本来避免心理上的失落感”，Ariely博士说。在实验中，这种成本可以用损失的金钱来衡量。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成本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比如浪费时间，或者错过机会。如果你害怕丢失办公室里头的某个工程的机会，那你就必须从家庭生活中支付这个成本。
“我们经常加班超时，”Ariely博士在他的书中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儿女们的童年正悄悄的溜走了。有时候，这扇门关的太慢，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消失。”
Ariely博士，是在他领域内多多产的作家之一，但从不掩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也不能处理的很好。他回忆：当他试图决定是到麻省理工工作还是到斯坦福工作的时候，那一两个礼拜，他和他的家人都差不多一样的乐意去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他整整拖了一个月，因为他也在权衡两者之间犯迷糊了。
“我工作十分专注而且我比别人更追求完美”他说，“我有和很多工程要做，而且我倾注我全部努力在其上的话，很可能对我和学术委员会都更好。但是每次我有其他的主意或者其他人给我合作机会的话，我却很讨厌放弃这样的机会。”
好，那应该做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Ariely博士说，对于可能性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更多的社会范畴的约束检查（译者注：就是说，自己再给自己留后路太多的情况下，让别人和社会来监督自己）。他用婚姻举了一个例子：“对于婚姻，我们保持了一种态度：我们对自己承诺，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其他选择机会，我们就关上了这扇门而且我们给其他人宣布我们已经关门了。”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试着这样做一下。就像那个关门的实验一样，Ariely博士说，他已经很理性的取消一些工程，或者他对同事说放弃一些其他的新的想法。他还劝他的同事们从过多的委员会中辞职，重新安排自己的假期，拾起自己的爱好，并且记得项羽上的那堂关掉门的课。
如果一般的方法都太过原始的话，Ariely博士推荐了另外的一个人物榜样——瑞特（译者注：Rhett Butler，小说《飘》中的男主人翁）在他婚姻的最后，不可知未来的但又肯定要发生的关键时刻，斯嘉丽（译者注：Scarlett，小说《飘》中的女主人翁），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不能忍受做出一个放弃的选择，但是瑞特认识到他婚姻的局限，于是用令人吃惊的冲动关上了门，坦白的说，他做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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