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堕胎的争辩是一个世相切换器，它的万象变幻随着政治、文化、时代，甚至民调专家在询问人们感受时使用的语言而暧昧不定，所以，当盖洛普咨询宣布，这是第一次，更多的美国人选择尊重生命而不是尊重选择的时候，各种对此的误解也纷至沓来。
首当其冲的便是标签（译注：即支持堕胎与反对堕胎，即所谓的“pro-choice”,“pro-life”），它们过于简化而遮蔽了问题本身——这正是支持者们挑选这些标签的原因。大部分人既不全然赞成或对堕胎，而是兼而有之：我们珍视生命，我们看重选择，我们难以轻易放弃它们。但愿你能对电话那头，彬彬有礼地询求着一个二进制般非此即彼的回复的调查员时能解释地清这点。
但是，如果我们在所有这些标签中置入任何一条时间轴，戏剧性的一幕便会发生。在1995年，当盖洛普开始调查这个问题时，投票结果是56%对33% 的人支持堕胎；而现在，这条线已然被越过，51%的人宣称反对堕胎，而同时只有42%的人倾向于支持堕胎。从过去的个人信仰发展到法律约束，这是一个飞跃。35年来，大部分的美国人一直期望堕胎在必要的限制下合法。但是旨在产生更多限制的趋势变得显而易见。在90年代中期，支持堕胎的力量占据着决定性的位置，只有12%的人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在两个极端方向上，认定堕胎绝对错误的人数 （23%）比认为绝对正确的人数（22%）稍稍占了些上风（参见《时代》杂志关于紧急妊娠中心增长的图示）。
于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盖洛普将此归结至共和党人对他们观点的净化：70%的共和党员现在认为自己是婴儿生命权主义者，并且这个数字在以每年 10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但这并不应引以为奇：在自称共和党员的人越来越少之际，该党自然会凝汇成为真正的信仰者的聚水池。其实，改变的，原来是那些在中间摇摆不定，不断权衡哪些限制措施适当的人。佩尤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项民调发现，虽然在直到去年十月的时间里，大部分场合下，多数无党派人士一直宣称堕胎应当合法化，然而现在只有44%的人仍这么认为。这个结果或许会唤起两党内一些将共和党人现在的孱弱归咎于其在社会问题上的正统信仰的政客的反省。共和党（译注：原文为GOP, Grand Old Party，共和党的别称，窃以为“伟光正”三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的确回应过一些倒霉的通信员，但是他们的讯息，至少是在堕胎这一方面，比起民主党人愿意确认的，可能会更加接近主流。
我认为，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既不合适又过于简单，却依旧折射出深层的变化——有些有关世代，有些有关法律，有些有关科技。相对于更老的人群，30岁以下的人更加反对流产，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孩子的第一张照片通常拍摄于子宫内。我也好奇，年轻的女性们现在是否足够确信她们在性方面的自由，以及她们的选择，即通常她们并不视对堕胎的限制为她们整体自由的威胁。这种对于权利的考量微妙的变化着，而胎儿，随着他的成长，也自会将其主张诉诸良知。
当然，反堕胎的积极分子们已经开始努力运作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个人化。内布拉斯加州是最新一个在立法机构中辩论那些活跃分子们所谓“子宫之窗”的法规的州，即规定妇女在堕胎之前需被展示胎儿的超声图像；密苏里州参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医生告知孕妇胎儿的生长及其感知疼痛的能力。反对“知情同意”法案（译注：所谓“知情同意”法案，即informed consent laws，该法案施行于美国的一些州及其他某些国家，规定寻求人工流产的妇女在手术开始前[通常为24小时]应被提供者告知其法律权利，其他选择[如收养等]，可以获得的公立和私立的某些援助，及一些医学事实）的人在论及胎儿疼痛时警告，这么做只会徒增女性的痛楚，并称之为情绪勒索。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争论阵地已然转移了（参考“草根的堕胎战争”）。
几乎显而易见的是，堕胎已经融入了政治背景之中，一直以来它就被政治交易之风吹得左右不定：当右派主政时，人们担心重蹈后街晒衣架的覆辙（译注：关于晾衣架：“在美国人工流产合法化之前，不但人工流产本身非法，连生产和销售人工流产的医疗器械也非法。人工流产一般用铁丝晾衣架改成的简易刮宫器操作， 故此得名。非常危险，妇女感染死亡率很高。”[感谢天路遥遥所做的眉批]源自加拿大90年代一儿童电视剧The Coat Hanger Kids，旨在阐释生命的神圣，采取其他手段，而不是堕胎来对待意外怀孕）；而现在左营当时，他们又害怕堕胎变得轻而易举。这些标签的确切意义在变化：在一个自由派（译注：liberal，为温和左派，而非字面上看起来的右倾倾向）的民主党人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同盟共同推进针对堕胎的限制措施之际，称呼自己反堕胎者似乎根本不会显示出自己的不安——而且，这也不是现在大多数人的倾向。
看来，当总统先生在圣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时，他已然知悉这种担忧，并指出求同存异的可能以及“开诚布公，虚心相待，秉公以言”的必要。抗议者聚集在校门之外，数周已逝，一所天主教大学对一位支持尊重女性选择的总统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所产生的纷争在这座校园内激荡起的波澜却经久未平。然而，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或者甚至只是解释这个立场，奥巴马谈及的却是如何去谈及这个问题：“我并不是在表示关于堕胎的争论可以或者应该告一段落，”他说，“因为不论我们多么想回避这个话题——实际上，虽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然而，事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两个阵营的观点是不可调和的，双方都会继续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推向公众。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一定可以不嘲讽那些有着不同观点的人。”
你可以看出，奥巴马并不热衷于文化上的对峙，他将同性婚姻的问题留给各州自行解决，将计划生育开支排除出刺激法案，拒绝为针具交换计划（译注：所谓针具交换计划，即由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想，使毒品注射者使用旧的针具换取新的针具）提供资金，并欲求“压制”关于堕胎争论的“一些怒火”。他邀请了各方人士到白宫讨论通过减少意外怀孕的方法来降低堕胎数字。
我的想法是，人们总是在给辩论双方中跑的比较快的那个下绊子：标杆太高，而痛楚却太个人，无论一个女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会视关于堕胎的辩论为意识形态的道具或者募集资金的工具。奥巴马因在去年八月底和华里克的对话中说过一个生命在何时开始的问题“超出了我被付钱讨论的范围”而惹火上身，但是，只是因为他的圆滑并不能说他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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