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Robert M. Sapolsky 译 Stony
题图：R.M.Sapolsky与橄榄狒狒
导读
第一部分 裸猿 人类并非独一无二的生物
第三部分 放马过来 残酷的斗争，短暂的和平
第四部分 老种族，新花样 暴力的种族也能学会和解，可惜不会传播
第五部分 劫后余生 灾难的幸存者建立了独特的温和文化，并影响新成员
第六部分 天生杀手？ 和平的希望犹存
进化生物学家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曾经说过：“所有的种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人类是最独一无二的。”[1]长久以来，人类深以万物之灵为荣。然而对其它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正在使人类卓异论的论调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
狒狒的心脏移植到人身上并搏动数周之久、人类的Rh血型以拥有相似血型变种的恒河猴（rhesus）命名，诸如此类的身体构造的相似还勉强可以接受。
而在认知领域中人类和其它灵长类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却使得人类独特性的观点备受打击。例如，我们已经发现其它种族也会发明工具并加以灵活应用，甚至会因各地文化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使用方法。其它灵长类在沟通时展现的“语意相关性”（用符号指代物体和行为）足以让任何语言学家认真对待。更有实验显示其它灵长类也拥有“思维理论”，即认识到不同个体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和知识的能力。
然而，对我辈自谓的独特性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社会生活。固然有猩猩等少数灵长类过着犹如人类的隐士般的非社会生活，但除此以外罕有离群索居的灵长类生物。在总共约150个灵长类物种里，平均社群越大，皮质层占大脑的比重也越大。[2]换言之，灵长类的大脑最奇妙之处在于，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似乎是专门为八卦、打扮、合作、欺骗和关注他人的罗曼史而设计的。总之，人类不过是过着密集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许多灵长类生物中的一种而已--这不禁让我们期待：兴许对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可以给人类社交中的重要话题--战争与和平--以些许启迪。
过去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的野蛮暴力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是唯一自相残杀的灵长类”，数十年前的自然影片常这样喟然落幕。然而这种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后渐渐销声匿迹了，因为当时发现了其它的灵长类动物也经常同类相残，且无论雌雄都是如此，有的甚至以堪比理查三世的冷血行为戕害同族婴儿。[3]有些灵长类利用制作工具的技能制造了巨大而强力的棍棒，还有的进行了有组织的、主动的针对其它群落的集体暴力--即战争。
随着对灵长类动物实地研究的深入，最让人震惊的发现是各个种族千姿百态的社会习惯。诚然，有些灵长类的生活充满了频繁而多样的暴力，但也有另一些种族的生活满溢着社群主义、平等主义和合作幼教。
由此引发了社会模式的概念。那些较温和的种族，如长臂猿和狨猴，多群居在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中，因而食物充足、生活安逸。雄性和雌性个头相近，且雄性没有长而锋利的犬齿或鲜艳的毛色等第二性征。配偶们共同生活，雄性相当大地参与幼教。而较暴力的种族，如狒狒和恒河猴，情况则完全相反。
暴力物种最令人不安的是它们的行为几乎不可避免。部分物种似乎天性如此，是进化和生态环境互相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尽管男性人类不像它们那样严格地执行一夫多妻制，也没有大红屁股和决斗用的六吋长牙，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暴力和温柔的物种之间都有很多共通之处。因此，“它们的天性”也是“我们的天性”。这就是作家罗伯特·阿特里（Robert Ardrey）著名的“人类是杀手猿猴”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类变得真正和平的可能性与长出尾巴差不多。
这种观点和影片《人猿星球》一样毫无科学严谨性可言，但要树立真正可以取代它的科学观点，则需要做大量的实地研究。[4]在继续研究几十年后，这个话题变得非常有趣。现在看来，有些灵长类物种的行为受社会结构和生态背景决定，确实是非暴力即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有些灵长类尽管似乎天性暴力，但仍然能够和平相处。需要弄清楚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后者的情况，以及人类自身是否能设法做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灵长类动物学以对黑猩猩的研究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影响极大的研究。她通过几十年的野外观察得出的结论广为人知。《国家地理》的古道尔研究特刊会总会反复强调黑猩猩是我们最近的亲戚，而人类与黑猩猩的DNA有惊人的98%相同部分的事实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在古道尔和其它黑猩猩研究者精心准备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了（黑猩猩）无数的谋杀、自相残杀和有组织的群体暴力行为。人类的进化命运被他们的近亲的劣行抹了黑，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然而一直以来，还有另一个黑猩猩种族被人忽视了，因为它们数量稀少，栖居在偏僻而人迹罕至的雨林深处，且关于它们最早的记录文献是以日语记载的。这些瘦小的生灵最早被称为“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并被认为是黑猩猩退化的亚种而不受重视。现在，它们被称为倭黑猩猩（bonobo），被认可为独立而独特的物种，且在分类学和遗传学上与人类的关系与黑猩猩一样近。总之，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猿类。
雄性倭黑猩猩并不特别好斗，并且缺乏经常打斗的物种（如黑猩猩）常有的健壮肌肉。更为特别的是，倭黑猩猩的社会体系由雌性主导，食物经常是分享的，并且有着发达的社会压力调解方法。性关系也很和谐。
倭黑猩猩的性生活在灵长类中堪称荒淫，致使作父母的在看见野合时会遮住孩子的眼睛。倭黑猩猩以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和超乎想象的体位做爱，或成双成对或成群结队，或异性或同性，或彼此表示欢迎或为了解决争端，可能是在被食肉动物惊吓后发泄精力，也可能是为了庆祝找到食物或分到食物，或单纯地为做爱而做爱。正合了那句话：黑猩猩来自火星，倭黑猩猩来自金星。[5]
倭黑猩猩的社会也并非十全十美，仍然存在着等级制度和冲突（否则就不需要解决冲突的办法了）。尽管如此，它们仍是目前最时兴的分析对象，同时被认为是矫正它们无情的亲戚带来的认知的良方。问题是，虽然我们对倭黑猩猩的现状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却对它们之所以如此一无所知。更何况，几乎所有的倭黑猩猩的行为都大体相似 -- 这是一个经典的“天性如此”的案例。最近甚至有证据显示，这种现象是有遗传学根据的，倭黑猩猩的基因中带有促使雄性以关系行为（提升群体内聚力的行为）为乐的片段，而黑猩猩就没有这一片段。因此，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物种，可以想见，也是一个挣扎在灭绝边缘的物种。但除了有助于打压“我们和黑猩猩一样”的宿命论者外，倭黑猩猩与我们没有太大关联。我们现在不是、将来也成不了倭黑猩猩。
与倭黑猩猩相反，黑猩猩的社会生活并不和谐，恒河猴和草原狒狒也一样。其中草原狒狒在非洲草原上结成50-100头的族群，我对它们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研究。狒狒社会等级森严，以下犯上的后果严酷非常。雄性狒狒的地位需要通过不断地搏斗取胜挣来。财产尤其是肉类等的分配不均。很多雄性狒狒在争斗中丧命，并且约半数的攻击行为是针对第三者（如心情欠佳的高阶雄狒狒在无辜的旁观雌狒狒或低阶的雄狒狒身上出气）。
更有甚者，雄性狒狒打斗时有时非常卑鄙。几年前我在研究某一个族群时亲眼目睹了以下情景：两只雄狒狒在厮打，其中一只被痛打后蹲了下来，臀部上翘，这在草原狒狒中是公认的投降姿势，一般来说，一方做出这个姿势后，争斗就告一段落了，而获胜的狒狒惯常的回应是对败者做出征服的姿势（如骑在它背上）。而我看到的是，获胜的狒狒接近了落败的那只，作势要骑上它，却突然用獠牙狠狠地顶向对方。
总之，狒狒族群不是和平主义者的诞生地。然后，也有有趣的例外存在。比如近年来，我们发现一个曾经牢不可破的进化观点是错误的。根据正常逻辑，雄性互相激烈地斗争以取得并保持其地位，从而支配繁殖，在下一代中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的基因。但尽管狒狒之间的争斗与取得地位有关，却与保持地位关系不大。高阶的雄性狒狒并不特别有攻击性，只有还没有取得一定地位的雄性狒狒才会特别好斗：经常使用暴力就离失去地位不远了。保持统治地位需要的是社交的智慧和控制冲动的能力 -- 形成稳健的同盟、对低阶成员适当宽容、以及无视寻常挑衅的能力。
此外，近期的研究表明，雌性狒狒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哪些雄性狒狒能够传递基因。传统的观点是繁殖基于一种“线性顺序”：如果一头雌狒狒发情了，头号雄狒狒就可以与其交配；如果有两只雌狒狒发情了，头号和二号雄狒狒就有机会交配，以此类推。然而现在发现，即使对象是雄狒狒中的翘楚，雌狒狒也可能背着它偷偷与意中人相会。它会是谁呢？较常见的情况是一头另辟蹊径营造异性关系的雄狒狒 -- 经常随侍左右、帮助雌狒狒照顾孩子、不打它。这些堪称好好先生的雄狒狒看起来有着不逊于凶猛威武的同辈的传宗接代的机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可以长年持续这样的生活，而斗士们经常因争斗和受伤而英年早逝。
因此，认为战斗是通向进化成功的唯一途径的看法是错误的。普通的雄狒狒确实会选择战斗的路线，但在他一生中的若干重要时期里，社交智慧和克制要比好斗重要的多，何况还有其它成功进化的路线可走。
即使是在雄性的乱斗世界里，我们也正在逐渐发现令人惊奇的灵长类礼仪的先驱。首先，灵长类在打架后可以重归于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率先发现了这种现象。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发见于27个灵长类物种中，其中包括了雄性黑猩猩，并且和解真正有效地减少了两个有过节的个体之间再次爆发争斗的可能性。而联合可以带来互惠甚至类似公正或公平的机制。在德瓦尔和他的一个学生的著名研究中将僧帽猴（capuchin monkey）关在邻近的笼子里。每只猴子可以独立将盘子拉向笼子取得食物，也可以与隔壁笼子里的猴子合力拉来更大的盘子。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只有一只猴子能得到食物。结果证明，合作拿大盘食物的猴子与邻居分享食物的几率比较高。
更令人震惊的是某些雄性黑猩猩之间的终身合作模式，在彼此结成哥们儿的雄性黑猩猩之间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某些灵长类种族中，某一性别的个体在发育后会全体离开原来的族群，以此避免近亲繁殖的危害。在黑猩猩族群中是雌性离家出走，因此雄性黑猩猩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和雄性亲戚生活。博弈论动物行为学家终生致力于寻找非亲属个体间开展互惠合作的动因，但很明显，亲属之间更容易发生稳定的互惠行为。
所以，即使是暴力的灵长类也会有和解与合作 -- 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譬如，对于倭黑猩猩来说，总是先有冲突和争斗，然后才有和解与调停。况且和解也不是普遍现象：例如雌性草原狒狒较善于此道，而雄性则不然。最要紧的是，即使在会和解的种族和性别中，和解也不是没有差别的：个体与对自己有用的对象和解的可能性更高。哥伦比亚大学的玛琳娜·考兹（Marina Cords）在其精彩的研究中通过在猕猴中人为制造关系的价值证明了这一点。实验再次将动物关进邻近的笼子，可以独自或合作取得食物。有合作意识的两只猕猴在其它条件下争斗后和解的可能性是不合作者的三倍。换言之，减缓紧张状况的和解更可能发生在已有合作习惯、且有继续合作动机的动物身上。
针对合作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泄气的发现，比如个体间的同盟惊人的不稳定。我在80年代初期研究的一群狒狒中，雄性之间的同盟平均只能维持不到两天就告破裂，通常表现为一方来而不往，甚至在与第三方打架时叛变。最后，也是最令人丧气的发现是同盟的作用。理论上，合作会压倒个人主义，从而改进食物采集或抵御食肉动物的状况。而实际上，两只狒狒协力往往是为了欺负另一只。
古道尔率先报告了有亲属关系的雄性黑猩猩合作进行“边界巡逻”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在自身族群的地理边界上来回巡查，并攻击遭遇的邻近族群的雄性，甚至完全消灭其它的族群。这样一来，群内合作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安宁，而是更高效的屠杀。
总之，最好斗且社会体系分层严密的几个灵长类物种内也有合作和解决争端的情况 -- 但并不能一直保持，并不一定是出于良善的动因，也没有以可累积的方式引导出一个在本质上非霍布斯主义[6]的社会情态。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暴力的灵长类能改变其天性，而是它们的天性比先前所想的更为狡猾和多面。至少直到最近仍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长久以来的“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是愚蠢的。基因的作用与其运作的环境完全是交缠在一起的。某种意义上，讨论基因X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基因X在环境Y中的作用。虽然如此，如果只能依据一个事实来预测生物的行为，我们还是想知道基因和环境因素哪个更有用。
最先揭示灵长类动物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他们的“先天”特质的两项研究都使用了一项行为基因学的经典技术--交叉抚育（cross-fostering）。假设某种动物世代遵循某种行为方式，记为行为A。我们想知道这种行为是因为它们共享同样的基因还是世世代代相同的环境所致。研究者试图通过在动物之间进行交叉抚育得出结论，即在将初生的动物从它妈妈那里取走，交给一只拥有行为B的雌性动物抚养，然后观察它成长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动物的环境并不是从出生开始--胎儿与其母亲有着十分亲密的共享环境，例如体循环、可以影响大脑功能和行为的荷尔蒙和营养等。因此，这个方法只能不对称地使用：如果某种行为在新环境下仍然显著，并不能认为基因就是一定是主因；但如果该行为在新环境下发生了改变，就可以认为基因不是该行为的主因。这也是本段开头提到的两项研究的切入点。
70年代早期，备受尊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汉斯·库默尔（Hans Kummer）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研究，他的驻地附近生活着社会系统截然不同的两种狒狒。草原狒狒（savanna baboon）族群庞大，成年雌性和雄性众多；阿拉伯狒狒（hamadryas baboon）的社群则复杂而多层。由于生活的地区贫瘠而干燥，后者面临着突出的生态问题。有些资源来源单一且十分稀少--比如珍惜的水源和夜间栖息的峭壁（用以躲避食肉动物--大量的动物都会拼命争夺。其它资源如食用植物等，又零星地散布在广袤的地域中，使得动物们不得不以分散的家庭为单位生活。结果，阿拉伯狒狒形成了“后宫”（harem）体系--一头成年雄狒狒与众多雌狒狒及孩子们。大量分散的后宫会在短期内和平地集中在偶尔发现的优良的水源和峭壁。
库默尔进行了一项简单的实验，捕捉一头成年雌性草原狒狒并放到阿拉伯狒狒族群中，再捕捉一头成年雌性阿拉伯狒狒放到草原狒狒族群里。在雄性阿拉伯狒狒威胁雌性时，由于前者在“后宫”中的统治地位，后者想要避免挨打的唯一办法就是接近它--即认错。而在草原狒狒中，雌狒狒眼看要挨打时会飞奔而逃。在库默尔的实验中，被掉包的雌狒狒在一开始仍然以原来的习惯行事，在新环境中显得十分不检点。但它们逐渐地接受了新规则，而学习的过程仅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换句话说，两个种族之间数千年来的基因差异、每头雌狒狒对关键社会规则一生的体味，仅用了极少的时间就完全扭转了过来。
第二项实验是由德瓦尔和他的学生丹尼斯·约翰诺维茨（Denise Johanowicz）于90年代初设计的，对象是两种猕猴。以人类的标准而言，雄性恒河猴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动物。它们等级森严，处于金字塔尖的猕猴能够独占大部分的战利品，它们用暴力强制执行这一不平等的制度，并且在斗争后极少和解。而雄性短尾猴虽然基因与恒河猴几乎完全相同，行事风格却正好相反：比较温和，有更多的关系行为，等级制度较松，也更加平等。
德瓦尔和约翰诺维茨在研究被抓住的灵长类时，设计了一个两性混杂的幼年恒河猴和短尾猴共同社群。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几个月内，恒河猴并没有欺负短尾猴，而是开始采取短尾猴的社会形态，最终其和解行为频率甚至赶上了短尾猴的。此外，短尾猴和恒河猴在和解时使用不同的姿势。研究中，恒河猴并没有使用短尾猴的和解姿势，而是更多地使用它们种族特有的姿势。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模仿了短尾猴的行为，还将频繁和解的概念融入到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中。当这些变得温驯的恒河猴回到大型恒河猴社群中时，仍然保持着这种新的行为方式。
这一结果堪称奇特，但也带来了最后一个问题：当这些恒河猴回到纯粹恒河猴的世界时，它们有没有将它们新的观点和行为传播给其它猴子？可惜，没有。所以我们还得看最后一个案例。
1980年早期，“森林族群”，我研究多年的一群草原狒狒--实际上我和它们朝夕相处--在肯尼亚一个国家公园里生活，而邻近的一群狒狒运气也不错：它们的地盘上有一个小旅馆，生意不错，每天倒在垃圾堆里的食物越来越多。狒狒是杂事动物，“垃圾堆族群”高高兴兴地享受着吃剩的鸡腿、半拉汉堡、巧克力蛋糕渣子的盛宴。很快，他们开始睡在垃圾堆上方的树梢上，每天早上赶在旅馆倒垃圾的时候下树。（它们很快就因好吃懒作而大腹便便，暂且按下不表。）
这个变化也给“森林族群”的社会行为带来了剧烈的变化。每天早上，大约有一半的雄狒狒会摸进“垃圾堆族群”的的地盘，在倒垃圾的时候跳进垃圾坑，与本地的雄狒狒争夺垃圾。这些入侵的森林族群的雄狒狒都有两大特征：特别好斗（这是从其它狒狒那里争夺食物的必要条件），对社交不甚感兴趣（抢夺食物发生在清晨，正是草原狒狒每天梳妆的时候）。
此后不久，垃圾堆族群中爆发了肺结核，并迅速扩散，带来严重影响。次年，该族群大部分的狒狒死亡，而经常前来劫掠的森林族群雄狒狒也难逃厄运。[7]结果是森林族群中只剩下不太好斗、更乐于社交的雄狒狒，群内雌雄比例也达到了之前的两倍。
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戏剧性的。森林族群的雄狒狒中仍然有等级划分，但远较之前松弛：与其它典型的草原狒狒族群相比，高阶的雄狒狒极少攻击低阶成员，有时更将争夺中的资源让给后者。厮斗--尤其是针对第三方的--较之前少了很多。雌雄狒狒互相梳理毛发或比肩而坐等关系行为发生的概率则大为增长。不时能够发现成年雄狒狒互相梳理毛发的例子--这在以前简直和狒狒长出翅膀一样难以想象。
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并不仅仅是倾斜的性别比例的结果：其它灵长类动物学家也偶尔报告过类似性别比例的族群，但都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关键之处并不仅仅是雌性的多数优势，还在于幸存的雄狒狒的特性。这场统计学上的灾难--进化生物学家的术语称之为“自然选择瓶颈”--导致了一个出乎大部分专家预料的草原狒狒族群的诞生。
但最令人惊讶的事实发生在几年以后。雌性草原狒狒终生生活在同一个族群里，而雄性在青春期前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因此成年雄狒狒都在其它地方长大，定居时都还是青年。到了90年代初期，肺结核时期幸存下来的不太好斗、爱发展关系的森林族群雄狒狒都已经死了。现在，族群中的雄狒狒都是在传染病过去后加入进来的。尽管如此，该族群独特的社会环境仍然保留了下来，直到自然选择瓶颈发生2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也就是说，加入森林族群的青年雄狒狒虽然是在别处长大，但最后都接受了本地雄狒狒独特的行为方式。在人类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定义里，“文化”都包含了不因基因和生态因素发生的本地特异行为，在创造者身后还能延续多年。森林族群的不好斗、好关系的社群正构成了延续多代的温和文化。
通过对该族群的持续研究可以管窥了文化向后来者传递的方式。基因显然没有影响这种传递，自由选择的作用也不甚明显。进入该族群的青年雄狒狒和进入其它族群的狒狒之间没什么两样，在刚加入时也表现出高度的侵略性并不擅亲善。也没有证据表明原住民教导新来的雄狒狒如何友善行事。不能排除观察学习的可能性，但这种行为很难观测到，因为这种文化的显著特征不是某一种独特行为，而是很多行为以罕见的高发率出现。
目前，关于这种文化传递最有趣的线索是刚刚迁徙而来的雄狒狒受到森林族群雌狒狒的关照。在正常的草原狒狒族群中，新来的青年雄狒狒通常需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慢慢融入到社会组织中；社会等级极其低下--雌狒狒完全无视它们的存在，而雄狒狒则把它们当成好欺负的对象。在森林族群，情况恰好相反。新来的雄狒狒一来就受到雌狒狒无微不至的关注。本地的雌狒狒平均在雄狒狒加入的18天后与其发生性关系，并在平均20天后给它们梳毛（而正常的草原狒狒分别在新狒狒到达后63天和78天分别给予此待遇）。另外，在森林族群中，这些代表欢迎的姿态在移民初期出现的相当频繁，雌性给雄性梳毛的次数则是其它族群的四倍之多。甫一到达森林族群，雄狒狒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地方有点特别。
目前，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这个族群的特殊文化并不是主动的传递，而仅仅是在原居民行为的促成下轻易就形成的。居住在雄狒狒数量仅为正常数字一半的社群中，而这些雄狒狒又非常和善，这使得森林族群的雌狒狒变得更加放松和无忧无虑。结果，他们变得更加愿意碰碰运气，友好接待新来的狒狒，即使它们一开始还十分暴躁。而新来的雄狒狒也投桃报李，既然别人善待了自己，它们也就放松下来，渐渐适应了该族群独特的社交环境下的行为。
那么，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能得出怎样的教训，可以用来解决人类之间的暴力行为呢？--当然，让好斗的人染上肺结核送命的办法不在考虑之列。
传统上，任何生物人类学家对人类行为的观点必然会指出，在人类历史99%的时间内，人类过着小规模且稳定的猎人-采集者联合的群体生活。博弈论者证明了一个小而内聚的群体是合作的最佳配置：参与者的身份确定，存在多重博弈的机会（同样存在惩罚作弊者的机会），进行规则公开的游戏（参与者可以得到名声）。因此，猎人-采集者群体高度公平。经验和实验数据也显示了在一个合作的世界中（与人类本性相反）小团体的优势。
但小团体中缺乏斗争，可能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小型而同质化的群体共享价值观，其一致性十分恐怖。对外来者而言也十分危险。历史上所有的军队都在无意识中模仿雄性黑猩猩，组成小规模而稳定的单位进行残酷的边境巡逻；教导士兵拟亲[8]礼仪；进而产生有效、相互合作的杀人机器。
有没有可能即取得小群体的合作优势，又不将外来者视为“外人”？一种办法是通过交易。自愿的经济交换不仅产生利益，还能减少社会摩擦--比如猕猴就更愿意与有助于取食的伙伴和解。
另一种办法是分散-聚合式（fission-fusion）的社会结构，这样群体间的界限就不那么绝对和密不透风了。阿拉伯狒狒的多层社会并不属于这种结构，它们的基本社会单元--“后宫”--是专制的，且它们的聚合只是很多动物偶尔在一起和平地共同利用资源。人类的猎人-采集者模式是更好的例子，他们的小群体经常合并、分裂、或暂时互换成员，这种高度的流动性有助于同时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相比雄性黑猩猩的非友即敌的世界，猎人-采集者模式可以在广阔的地域内拥有不同程度的亲密合作。
猎人-采集者交互模式与其它一些社交网络很相似，由个人节点组成（在本例中是小群体），并且大部分互相作用的节点是本地节点，互相作用的频率随着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少。数学家证明了当短距、中距和长距作用的最佳比例，但也保留的较低频率的长距离沟通和协调的可能。
优化猎人-采集者之间的分散-聚合交往的网络很容易：强化团队内部合作；经常与邻近团队合作出猎；偶尔与较远的团队出猎；编造与大地尽头的神秘部族共同狩猎的神话等等。相比之下，优化当代人类网络中的分散-聚合作用虽然困难的多，但原理还是一样的。
探讨此类话题时，经常会遇到悲观的论调，即认为人类作为灵长类的一种，天生就有仇外的观念。有些头脑成像研究似乎也令人十分气馁地支持了这一结论，。大脑深处有一个称为杏仁体的结构，对恐惧和侵略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当一张其它种族的脸出现在面前时，杏仁体的代谢就变得非常活跃--被唤醒、充满警觉并准备战斗。即使这张脸只是“潜意识地”出现，即以很快的速度通过面前、主体并没有有意识地看到它，也同样会发生上述的反应。
然而，最近的实验应该可以部分打消这种悲观情绪。在测试一个经常和其它种族打交道的人时，发现他的杏仁体并没有被激活。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在她的优秀实验中事先微妙地影响被试，让他将人设想成个体而不是群体的一员，在之后的测试中发现杏仁体并没有活动。人类可能天生对“外人”充满敌意，但外人的标准无疑是可以通过训练改变的。
60年代初期，灵长类动物学界的新星，哈佛大学的欧文·德沃雷（Irven DeVore）第一个出版了关于这个话题的综述。以他本人的研究对象草原狒狒为例，他写道：它们“好斗的脾性是为着抵御食肉动物，而这种脾性不能象水龙头那样随意开关，而是猴子的个性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灵魂，使得它们在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攻击者。”这样，草原狒狒成为了教科书中过着好斗、高度分层、雄性主导的社会生活的典型。然后几年之后，这个种族成员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可塑性却足以让它们的社会成为狒狒的乌托邦。
二十世纪的前半叶由于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充满了血雨腥风，然而仅仅几十年后，这两个国家几乎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9]瑞典人在十七世纪时曾劫掠欧洲，而现在却成了安宁之乡的典范。人类发明了小型游牧部族和数百个国家，已灭绝的前者的后裔能够在后者中正常生活证明了人类的韧性。我们尚缺乏决定其它哺乳动物交配体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依据，并出现了基于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各种社会。此外我们发明的一些宗教教导人们暴力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而另一些宗教则告诫说暴力是地狱的使者。和平共处的人类“森林族群”是否可能存在？回答“不，这和我们天性不符”的人们还太不了解灵长类和我们自身。
[1]此言似在向乔治·奥威尔的名言致敬：“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2]在解剖心理学中，皮质层的发达程度一般被认为与社交正相关。
[3]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约克王朝末代国王。一般认为他杀害了先王遗孤，即他的亲侄子爱德华五世和理查，但史家多有质疑。
[4]影片《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又译《决战猩球》）有1968年和2001年两个版本，都改编自Pierre Boulle著于1963年的同名科幻小说，讲述2500年男主角乘坐太空船迫降于猿猴统治的星球，历尽艰险逃回地球，却发现地球也已被猿猴控制的故事。原作精彩地讽喻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痼疾，但在科学性上却站不住脚，故Sapolsky有此一说。
[5]语出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意指黑猩猩用暴力解决冲突，倭黑猩猩用性解决冲突。但德瓦尔在科学电视连续剧NOVA的访谈中承认这种说法过于绝对。
[6]Hobbesian，得名于英国政治哲学加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主张人类的本性是基于自利的合作，而社会契约是和平的必要条件。
[7]侦查最终揭示的结果是，肺结核是是从垃圾堆里变质的肉中来的，因为贪墨的肉类质检员而被卖给旅馆。这项研究首次发现该病在野生灵长类动物中爆发， 同时发现，不同于人类和被俘的灵长类，肺结核很少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播，因此除了直接吃了垃圾的狒狒外森林族群的其它狒狒没有被感染。 --原注
【本文翻译仅为外语学习及阅读目的，原文作者个人观点与译者及译言网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