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来源：张丹，萧安玲，Xiaoli Wang，陈石
直到一个星期前，刘晓（音译）都还是珠江三角洲民工大潮中的一员：一大早穿行在深圳的街道，边赶路边囫囵吞下早餐；发短信；揉着惺忪的睡眼；点燃最后一支烟；和朋友们开玩笑、传八卦——就这样一路匆匆，直到进入工厂大门，生产文胸、电脑、塑料玩具等将要销往世界各地的产品。
今天，她却坐在城市另一头的火车站，极有耐心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这里一度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而今被一落千丈的出口生意拖住了前进的步伐。那些曾经创造繁荣的人们不得不放弃工作返回家乡。刘晓是最近一拨跋涉回乡的人。她的家乡是一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村子，距深圳10小时车程，却像是两个世界。
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每天工作11个小时检查硬盘外壳——既没有音乐陪伴，也不能聊天解闷；但查出细微的裂痕或其他问题让她觉得满足。住处是与另外七个女孩子合住的寝室：拥挤不堪，但是二十岁的刘晓说这样“热闹”。
“寝室规矩特别多，比如不许做饭、不许大声讲话什么的，但你总得适应。”她说。
“我们的寝室挺和睦，不像有的寝室那样吵来吵去。”
然而工厂的生产从去年底就放慢了，工人也开始散去。没有加班费，刘晓的工资从每月2500元减少到800元——仅够基本生活开支，她只好放弃在城市学会的去网吧上网、外出购物等休闲方式。
天壤之别
去年一月底的春节期间，有几百万人离开了深圳，而零星的返乡持续不断。工业区里有几千家工厂已经倒闭，当谣言传来说刘晓所在的工厂也要倒闭时，她提出了辞职。
现在，她正和一位工友一起打发时间，等待夜间火车进站。
“我有点不开心，”她说，“在我家的村子附近工厂不太多。”
“家乡太无聊了。没什么娱乐，也不容易到外面去。”
她的男朋友正在等她，可她并不打算就此安顿下来。
“我想再过一段单身生活——我是个喜欢找乐子的女孩，”她咯咯笑着，大胆直言。
三十年前，深圳市与她的家乡相比并没有如此大的差别：那时的深圳也不过是个渔村，只是因为地理位置毗邻香港才显得与众不同。而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一点足以让他选择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
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为一座不知停歇的熙攘都市：来自中国各地的外来人口使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4000人。这里有五星级宾馆、古奇专卖店、望不到头的商业街和霓虹闪亮的餐馆；这里还有大片的厂房和狭促的宿舍区，一直绵延伸展到下一个工业城镇。深圳的人口已经增长了三十倍以上。
即使根据普遍被认为低估的官方统计数字，这座城市也拥有一千万人口。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看起来更像是两个国家，而非均质的一体：既有深圳这样耸立着摩天大楼、闪耀着霓虹灯盏的现代都市，也有绝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山野乡村。农村地区比以前富多了，但与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地区的三倍以上。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造就了一亿四千万流动民工——如果没有这些民工，差距还会远远不止今天这样。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在外打工是迫于生活而背井离乡的艰辛流放；他们必须承担这样的艰辛，才能保证年迈的父母有钱看病，幼小的孩子有钱上学，整个家庭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从农场到工厂的路途更像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行。并不仅仅是中国这个国家开始变得更现代化、更富有、要求更高，每一个中国人也在经历这样的变化。
刘晓脚上穿的雪白的运动鞋、头上梳的时尚发型，以及不时流露出的戏谑做派，都说明区区18个月深圳生活的影响，绝不逊色于她过去在江西农村度过的18年光阴。
最初，当她像无数外地人一样独自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她“有点被吓到了”。时至今日，在这个大都市里她仍有一种无助感。当我提出与她同行的时候，她找来一位警察检查我的记者证和护照，然后才敢答应。
“我妈妈说最近发生好多谋杀案件，”她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
与从小熟识的村民相比，她总觉得广东的城里人太过冷漠。不过现在她开始担心自己会想念在工厂里结识的朋友。她们分散在湖北、湖南等各个地方，聚会见面的成本太高了。
为了与一位工友顺路同行，她大方地花156元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没选择更便宜的长途客车。随着夜色深沉，疲惫最终战胜了她们的不适。车厢里几个男人一边打扑克一边简短对话。大多数旅客则趴在小桌子上、依靠着窗户或别人的肩膀，手覆在眼睛上挡住刺眼的灯光。瓜子壳扔了一地，空塑料瓶子随着火车的行进滚来滚去。两个女孩都蜷着身子睡熟了。
依靠土地谋生
天色渐明的时候，刘晓醒了。“累死了，”她叹了一口气。毫无趣味的公寓楼和又脏又破的厂房从车窗外掠过，很快就被雾气浓重的田野景色取而代之。一个男人正走在田间小路上，肩上挎着的桶来回晃着。
到站后，刘晓下了火车又搭上一辆汽车，在几年前修建的水泥路上颠簸前行。下车后还要在布满车辙的泥路上步行一段，肥大的母鸡和皮包骨的土狗从身边经过。泥泞的小路通向家的方向，那里有她的父母在等待。
妙泉（音译）——“美丽的泉水”——印证了农村的巨变。摩托车和卡车在村路上轰鸣而过。
村里许多粗陋的老砖房已被白瓷砖贴面的两层小楼取代。有几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刘晓的弟弟也想上大学。
“中央政府的政策很好，问题出在地方政府的执行。政府给农业的拨款并没都花到实处。”刘晓的父亲，刘杰腾（音译）说道。
这一家人曾经都是农民，然而靠着一点薄地为生实在是太艰难了。虽然他们仍在地里耕种自家口粮，但刘先生早就转行去矿上打工。 后来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关闭了小矿场，他又在附近山区找到工作，把石英砂铲到卡车上。这工作又脏又危险——据估计在中国每年有两万四千人死于矽肺病——但是就连这份工作刘也干不长，因为砂子几乎枯竭了。这家人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可以打什么工。
“比起我小时候，这地方已经好多了，”今年44岁的刘说。
“但是今年，村里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们的收入主要靠两样：采矿和挖砂子。可现在小矿场都关了，砂子也差不多用完了。以前这里还有一家制鞋厂，后来拿不到订单只好倒闭。去年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现在有不少跟我女儿一样回来了。”
沉闷的农村生活
最近的官方统计显示，全国目前有多达两千三百万流动民工失业，其中一千四百万人在春节返乡后就不再离乡打工。
这些数字突显了行业面临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流动人口的脆弱无力。他们无法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服务，包括失业救济、医疗和教育等等。
然而，他们同时也是中国飞速进步的见证者。很多人现在都存有额外的积蓄，能够几个月不工作以考虑下一步或等待新的机会。他们的家庭也有余钱欢迎他们回来。政府正在着手实施针对农村家庭的支持政策，虽然有限，但力度比以往更大——这种变化令人欣喜，毕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后的十余年间，政府的注意力似乎一直都只放在城市。
尽管如此，跟很多青年打工者一样，刘晓并不打算在家乡待太久。说起让她务农，她惊讶地瞪大眼睛。
“绝对不会。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讨厌务农。”她大声回答。
其他归来的打工者说，农活实在是太苦了，农村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一位男子对父母立下的规矩满腹牢骚，就连他回家晚了父母也会絮絮叨叨。还有的人对于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城市生活满怀向往——既因为咖啡馆和卡拉OK，也因为整洁美丽的公园和琳琅满目的图书馆。
和很多人一样，刘晓也想在镇上找到工作，或者自己做一摊生意。她计划在家里待几天就出发去萍乡（音译）——离村子最近的城市，她的男朋友在那里做理发师。
萍乡市有四十万常住人口，与布里斯托（译者注：英国西部一港口城市）相当。按照中国人的标准这只是个非常小的小镇，而刘晓希望在当地找一份服务行业的工作。她父亲觉得，如果在萍乡找不到工作，她应该再次前往南方。
“到外面闯荡一番积攒经验，这是好事；况且她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做，到外面打工还可以减轻家里的压力。她不用顾虑我们，只要能养活自己就行。”他这样解释。
刘晓微笑着。她现在更自信了－－城市生活带给她很多改变。这改变当然包括合体的衣着和粉红色的手机。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别人配合工作，她的脾气改了不少，她觉得自己更圆熟了。
但妙泉却一点没变，她用难以置信的口气说道。
在这里仍然无事可做，除了看电视和帮忙做家务。
墙上贴着一大张彩色海报，画着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海报旁是一座老式挂钟，秒针滴答走着，为前屋坐立不安的刘晓伴奏。
“吁！”刘晓猛地吐了口气。她踱到门口注视着外面，视线投向旷野的尽头。
“我到这里才半个小时，就已经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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