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06年离世，他认为政府不应当插手经济。
作者：彼得·S·古德曼 NYT
失业在增加中。数百万的家庭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金融体系在次债危机的余波下继续挣扎。这场经济下行挑战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支撑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繁荣源自无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场。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正是该信条的现代教父，他将美国历史上那场最糟糕的经济崩溃归咎于管制者，在1976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大萧条乃政府失职所致”。
五年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入主白宫，他将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理念提升为一整套实际政策。包括削减税收、放松管制以及把公共产业出售给私人，这一切都力图使政府从财富的金光大道上引退。随着经济的升温和通货膨胀的下降，在那群以释放市场的动物本能为使命的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先生是不折不扣的领军人物。
但由于市场力量仿佛正走向狂乱，对规制的审慎态度已让位于对监管的迫切需求，弗里德曼的智慧遗产面临着新的考验。
正如大萧条重塑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也带来了就业计划和更完善的福利制度，当前的低迷已改变这种局面。虽然华尔街和白宫在反责中闹得不可开交，但两党均表示自由市场需要有所约束。紧急援助、刺激性支出和管制在这场交锋中已然占优。
简而言之，整个美国都幻想着有个曾就大萧条责备过政府的人，如今能哀求政府出面挽狂澜于既倒。倘使逝于2006年的弗里德曼先生在天有灵，他无疑会对这种乾坤颠倒深感不快。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的是政府不应当干预”，咨询机构Decision Economics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艾伦·西奈（Allen Sinai）如是说。“这并不可行。我们正亲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地产低潮。自由市场并不适合疗伤，因为没有谋利动机存在。没有任何市场激励来拯救那些失业者或无家可归的人。”
在弗里德曼看来，一旦这类意见进入政策层面，将摧残市场活力之下的经济生机。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在布鲁克林的一个移民家庭中，他的父母靠给血汗工厂做临时工为生；他一直坚信，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总能带给努力工作的人们以丰厚回报。
在芝加哥大学修读研究生期间，他的智识倾向逐渐形成；那时的芝大是许多自命为古典自由主义捍卫者的经济学人的云集之地，但随后就被思维混乱的修正主义者所笼罩。
他们的主要嘲斥对象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后者的信条是，政府在经济低迷期必须通过支出来刺激经济。凯恩斯的理念在大萧条之后大行其道。弗里德曼偏要不惜精力地表示质疑：他争论道，政府仅需管理货币供给——使其随经济状况而变化——然后退居二线，让市场尽情施展其魔力。
他对自由市场的推崇如此执着，对政府的轻慢又是如此深刻，弗里德曼说过：“如果你让联邦政府接管撒哈拉沙漠，五年内那里会连沙子都短缺。”
这种与官僚机构的针锋相对似乎源于弗里德曼的国家观念——他将其视作粗朴的个人主义的堡垒。在2000年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中，他说，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正是在1776年出版他的理论专著《国富论》，“美国独立战争也在同一年爆发。”
在这次访谈中，他讲述了他在二战末期的忧虑，那时社会主义正在俘获大批拥戴者，因为各国为制造武器装备不得不实施全民总动员。
“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相信，二战已证明中央计划的可行性，”弗里德曼说道。”尤其是，左派将俄罗斯吹捧为中央计划的成功典范。”
弗里德曼的学说建立在此种假设之上：经济与政治自由完全是一回事。这与冷战时代的观念密切相连，彼时作为自由化身的美国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与独裁主义的苏联形成强烈对比。
他的第一个理论突破出现在1950年代，那时他指出，国民储蓄和消费与心理因素无关，而是基于对财富的理性估算。
他最伟大的贡献诞生于接下来的十年中，那时弗里德曼先生粉碎了这样一个成见——通货膨胀是一种可容忍的高就业的副产品。他论证了高通胀率最终将招致失业，这是因为，由于生产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其投资积极性将备受阻碍。
“正是这一创见，而非其它成就，奠定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跻身伟大经济学家之列的基础，不管人们如何评判他的其它贡献，”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亦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在去年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如是写道。
弗里德曼以广为人知的货币主义新范式名满天下：政府应当逐步和可预料地将货币注入金融体系，然后任由市场决定它们的去向。
“任何一名诚实的民主党人都会承认，我们皆为支持弗里德曼学说的货币主义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曾于弗里德曼逝世之际在本报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他拥有比当代世界的任何人物都更为强大的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
然而，弗里德曼是否在推动政府角色在公共生活的淡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休，对他的回顾也随之步入混乱。
在那本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呼吁终结征兵制、废止学位许可制；并要求颁发“教育券”，家长可凭券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就读；他倡导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教育领域。
两年后，作为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巴里·高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的经济顾问，弗里德曼将自己的主张诉诸总统大选。在选战中，他号召废除政府对能源、电信和航空领域的管制，摧毁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公园制度。
高德沃特惨败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之手。弗里德曼依然对政策制定毫无影响，一直到里根（Reagan）总统的崛起。随后，他的关于收缩政府的主张成为占据中坚地位的政治信条。
这不仅发生在美国，还波及到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随着前铁幕国家对自由市场的接受，弗里德曼的著作被他们奉为圭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亚洲和拉美国家开政策药方之时，很大程度上都遵从着他的教诲。
“在众多经济学家中，他成为反对高福利国家之战的旗帜性人物，”卓越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说。“他相信大众才是促成进步的原因，而远非是政府。我们应当为私人部门留下最大限度的行为空间。从巴西到墨西哥，他的思想历久弥新。”
但在德·索托眼中，弗里德曼的缺憾之处在于，他未能让自己的训诫与对贫困和收入不平衡的谅解调和起来。
“弗里德曼和他那些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存在着一个问题，他们从未考虑过社会阶层的重要性，”德·索托说。“精英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会操纵国家政策，但他们却置之不顾。”
在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从不曾惠及底层贫民，这给社会主义者的卷土重来以可趁之机；如今，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正是这股反击浪潮的引领者。
在美国，房地产业的崩溃所引发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促成了人们对弗里德曼教条的反思。许多经济学家责备管制者未能就银行和投资者的日渐失控作出警示。在这场批评声浪中，首当其冲的是弗里德曼的一位门徒——前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然而，即便美国正试图靠加强规制来驯服市场，弗里德曼的拥戴者们仍旧相信，政府并非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教会了人们一些基础性的长期事实，他很擅长也很聪明地将它们引入公共空间，”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H·蒙特泽（Allan H. Meltzer）说。“我们正面临的这场危机使我们对那些信条的热忱大为减退，我们正被带回一个更多规制的时期，此举将一如既往地带来同样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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