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吴堡县——
在薛龙龙求学的大部分时光里，有一份密封的文件一直默默地陪伴着他，伴他度过了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小学到大学的青春岁月。这份文件装载在马尼拉信封中，封面上标有“机密”的字样，文件里则是薛龙龙的平时成绩、考试分数、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估、入党申请，以及——对找工作至关重要的——2006年本科学位证书。
在中国，但凡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无一例外能拿到这样一份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学生们的在校表现，见证了他们的成就与过失，因而地位无可取代。同时，文件也是应聘工作的必备条件，是政府和其他机构评估学生个人素质的基准。一句话，它们对学生的前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文件一般被保管在政府机关、学校或者工作单位的贮藏柜里，守护得十分严密，以杜绝任何丢失的可能。
然而，就在两年前，薛的文件却不翼而飞。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其他数十名青年。他们都是2006年的本科毕业生，学习成绩优异，也都家境贫寒。他们都住在黄河边上中偏北部的吴堡县里，县内沙尘不断。
随着文件的失踪，一起葬送的还有他们的前程——年轻的毕业生们唯有叹气。
对于此事，当地官员的说法是，文件的遗失纯属意外。他们说，文件是在从县政大楼的一楼搬运到二楼的过程中，不慎掉落丢失的。然而毕业生们却相信，是这些地方官员蓄意盗窃了文件，然后转手卖给了那些成绩欠佳的有钱学生。藉由着它们，后者得以伪造新身份、寻求更好的工作——在中国，类似的案子已发生多起，足矣证明毕业生们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薛，这位曾一度梦想去国营石油企业工作的男孩，如今不得不挨家挨户推销房地产，以维持生计——这份工作已经比他之前的工作强很多了。此前，薛还在大街上发过传单、在网吧里做过端茶送水的服务员。另一个毕业生王勇，也被迫搁置起自己想当教师或银行职员的愿望，只能打点零工找钱。还有王进东，他本有希望进入国营化学公司，现在却沦落为了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日收入仅不到10美元。
“没有了文件，一切都没戏！”27岁的王进东这样说道。“你有多大能耐根本不重要，反正公司不可能要你。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压根就在骗人。”
在中国，口碑最差、信誉度最低的一个群体大概莫过于这些地方官员。他们是共产党内的蠹虫，对党内的腐败风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直以来，共产党高层都发誓要严惩这些贪官污吏；就在去年10月，胡锦涛主席还说过，建设廉政党风是一件“攸关（共产党）存亡的大事情”。
一些人认为，腐败滋生的根源源于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因此，这种腐败也只能通过民主改革才能清理。然而中国领导人主张，解决此类问题的出路，在于更加严密地防腐败、更大力度地打击贪污犯罪之举。在他们看来，赋予草根阶层监督当局的权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据一些公共政策的专家称，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转移重心，由过去的紧抓重大贪污案件，转向了系统性评估各级官员，以确保他们的诚实可信。上个月，政府还专门开通了一条反腐热线，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腐败的勾当。另外，还有少数地方要求当地的官员把家庭资产表递交党内，进行资产的透明化处理。
然而，环抱在崇山峻岭和煤矿矿区中的吴堡县，可谓天高地远，反腐的打击鞭长莫及。该县贫困落后，常住居民仅8万人。据那里的居民说，当地政府无视中央管制、肆意妄为，任何胆敢对他们提出异议的人都只会遭到惩处。
“中央政府常谈论经济发展，这听起来当然不错。”现为临时工的王说。“然而在基层，老板姓的血汗钱统统被吸入了地方贪官的囊中。”
贩卖学生的文件便是腐败官员们的赚钱手段之一，这一点早已被证实。4年前，吉林省的一批教师便落入法网，罪行是企图高价出售两名学生的文件，售价分别为2，500美元和3，600美元；警方怀疑，这些教师本打算出售更多文件才罢休。而在五月份，湖南省某小镇的前任镇长也招供了相关的罪行。他承认自己曾出7，000美元的高价，为自己的女儿买下一同班同学的文件，使其能冒名顶替该同学去大学读书。
专家们说，这样的文件又叫做档案，在过去，它们曾一度作为管制社会的工具，现在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它们依然是应聘国企的必备品。同时，这些档案也被许多私营企业看重，作为衡量应聘者的尺度之一。档案中的那些资料都是积年累月收集起来的，上面有许多相关人士的签名，因此要复制一份，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吴堡县的一名毕业生发现了自己的档案失踪时，消息便火速地传开了。当时是07年的9月，他正应聘当地一家的银行里的职位。事发后的两年里，该学生家长与其他一些境遇相同的家长一起，努力辗转在各个政府机构间，要求讨回一个公道。
然而，这些家长们说，政府不仅禁止他们深究这个问题，还派出了警察监视他们，并再三多次地拘留他们。家长们还说，去年2月，就有5名试图向国家政府请愿的家长被扣押在了北京，拘禁在一间非官方的监狱里。
“我们折腾够了。”毕业生的母亲，宋和平，含着泪水说道。“受了这样的折磨，我们神经哪受得住呀。结果，那些本该负责的官员不但没受到惩处，还被提升了。”
面对家长们锲而不舍的质询，吴堡县政府却置之不理。中国的一名电视台记者说，他曾经就此事问过那些官员，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已经新建了一份文件夹，把事情妥善处理了。然而，受害者们的家庭说，文件夹里只有几份马马虎虎的简历，简历上还漏洞百出。用人单位根本就不承认这些所谓的简历，觉得一看就是假的。
这些受害者的家长们，无一例外，都挣扎在贫困线上：其中有一位父亲还是三轮车车夫，他每拉一个乘客，只能赚取15美分的利润。
而其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薛的家长，因为他们原本深信教育能助其子女脱贫。薛的父母年收入不过450美元，家住一条坑洼的山道附近，他们喝着井里打来的水，煮饭还依旧用柴灶。
薛是家里最年长的孩子。每天，薛只能穿人家穿过的旧衣服，在高中学校里，他还曾忍饥挨饿，以省下吃饭的钱。当薛拿到录取通知书、要去400英里外西安的一所高校上学时，他的父母不得不四处借债，才终于凑齐一年1，500美元的学费。薛的双亲本以为这一切付出都会有回报：因为薛说，他能够找到一份在石油公司的工作，月收入可达735美元。
然而，随着档案的失踪，薛的工作梦想也破灭了。“真是灾难啊。”薛说。现在他做着上门推销的工作，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90美元，而他居住的住所，也仅是西安贫民窟一家狭窄昏暗的小房间。
就连薛原本打算迎娶的姑娘也离开了他，因为姑娘的父母嫌弃薛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巨大的打击下，薛妈妈一度精神崩溃。而家里又债台高筑、欠债越来越多。薛的爸爸，薛如展（音译）说，他如今欠了不下10，000美元——这些钱，就算变卖了他们家所有的资产，也偿还不了一半。
“生活还有啥意义？”薛的爸爸说。“有时候我真想自杀。那些贪官污吏们，他们毁了我们所有的希望。”
甚至连薛龙龙的妹妹小梅也感染了这种绝望。她正在读高二的年纪，本打算以哥哥为榜样，也要考入一所大学读书。
然而，理想不再。
“我想退学。”她在一次午餐休息的时说道。“我哥哥从大学毕业了。可他得到了哪样好处呢？！”
译者Cider:看了这个故事后很痛心，所以想把它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看到。然而翻译匆忙，语句不通，还请多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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