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2008-05-21 21:40:58翻译 | 已有2701人浏览 | 有0人评论
本篇文章节译自梶秀树、塚越功共同编著的《城市防灾学:地震对策理论与实践》(2007,日本学艺出版社)一书。 该书试图将现存的各种城市防灾理论归结为一门成体系的“学问”。在分析城市的各种特性、总结(主要是日本的)过去防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地震与城市火灾”、“集群避难理论”、“防灾信息系统”、“区域防灾力”和“重建与复兴”等几个大问题(来自于各主要章节小标题)。 这里我将其中对中国比较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摘取一些译出来——没有取得著者许可,在此表示歉意。

“地震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节译自本书第三章:城市防灾方策之目标及其评价。
3.3.1 地震的因果联动机制
在此,我们可以将地震波及的社会经济范围分割成3块进行考察:
1、市民生活;
2、公共领域;
3、企业部门。
如图所示(译者注:缺,待补),以上3方面的各种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首先,在市民生活方面,住宅和财产的损失直接导致需要重建房屋,而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债务,使得家境困窘。如果损毁的房屋尚在还贷期间,那么加上重建房屋
的贷款,将形成双重债务的局面。更进一步,假若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死伤、或所在企业倒闭、解雇等情况发生,则家计则会更加捉襟见肘——家境困难可能直接导致
背井离乡(投亲靠友/外出谋生)的发生。
同时,无家可归的家庭在重建工作正式开展之前,虽然可以暂时居住在行政当局主持的临时居所中,但也一定有相当数量的人们自发地离开受灾地区。从社会层面看来,其结果就是灾区人口的减少。
其次,在公共生活领域,除了重建需要的巨大财政支出以外,当地企业生产的一落千丈、人口的减少等因素都会令税收激减,令地方财政承受巨大压力。这可能会使得政府长期没有多余款项来整治环境和一般公共设施,导致城市面貌萧条、引发社会不安,而这无疑是对灾后的人口/产业外流的雪上加霜。
在3大方面里,受影响最大的恐怕要数企业。
如果拿东京为例——也许稍微夸张了些——假设东京这样的国家经济中枢遭受了大范围的毁灭性打击,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首先,生产设备遭受破坏,生产能力低下,这将会导致全国性的生产生活物资匮乏;
为了弥补国内物资的不足,则必须依赖大量的进口,造成进出口收支的不平衡,外汇比价大幅下跌(货币贬值);
与此同时,企业重建(厂房、设备投资)需要大批资金,对国债等有价证券产生兑现压力;
如果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发行“日银券”(译注:日本银行券,一种强制流通的代币券)、造成通货过剩的话(例如关东大地震时期的“复兴票”),则必然带来通涨。
另外,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解雇员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难以避免的,这会使失业率上升,加剧市民生活的窘迫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然,也不是任何地震都能左右国家规模的经济波动。但如果在首都(东京)正下方发生大型地震,以上的这些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脚本。在2005年举行的日
本中央防灾会议上,这些影响也被认为是有过虑的成分的。即便是类似于阪神·淡路大地震那样对区域经济带来巨大打击的地震,事后从关西全域来看,其生产能力
低下等影响也被周边地区消化掉了。
如何将地震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化解到最小,甚至转化为利益?这取决于中央政府对灾区投入了多少重建的资金、国际社会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以及瞄准世界市场流向的特殊金融政策是否得到了切实贯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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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附记:
“防灾社会学”这一学科,是由普林斯(Prince)1920年的研究而确立的。他在当年的学位论文中对加
拿大哈利法克斯港发生的军用火药大爆炸进行了考察(那次爆炸导致了1万余人死伤、城市大半化为废墟),此后,美国开始了各种相关研究,关注分析灾害对地
域、社会的影响。
而日本在阪神大地震之前对此领域的关注度并不高,相关研究工作(包括风险指数计量、估算和损失估算等)在1995年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
汶川大地震留下很多沉重的课题,如果能避免,该做什么工作?如果不能避免,怎么才能把损失降至最低?希望中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也能将目光投向“灾害经济学”和“灾害社会学”,将这一笔,以及以前的很多笔“负的遗产”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
【本文翻译仅为外语学习及阅读目的,原文作者个人观点与译者及译言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