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和问题解决之间的混淆是当今国际政治一个奇怪而困扰的问题。根据2007年12月的时间表，距离签署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还剩6个月。各国政府进行了大量协商，却没有花大力去气解决问题。“怎么我们做的最少而让其他国家做了最多”各国政府应该扪心自问，而不是问别人，“我们怎样才能互相合作，事半功倍地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
这两件事听上去是一回事，实则不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需要减少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转而牵涉到技术选择，一些技术已经存在，很多技术仍有待开发。例如，如果煤中化石继续是混合能源中的大头，就需要采集和储存二氧化碳，这个工艺叫做“碳采集和存储(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简称CCS。然而这项技术还未经证实。
同样，我们需要公众对新一代核能建立起新的信心，对工厂进行安全可靠的监督。我们需要新技术推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的大规模使用。我们也许会尝试利用生物燃料，但绝不会以粮食和珍贵的环境资产为代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要使用 “绿色建筑”和更加节能的电器，提高能源效率。我们要从内燃机汽车转变为混合动力车、充电式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电动车。
新一代电动车需要公私合作十年，完成基础的技术开发（例如改良电池），加强电网，建立新的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等。同样，投资证明燃煤发电厂采集二氧化碳的可行性需要十年公私投资。
向新技术的转换主要问题不在协商，而在于工程、规划、融资和激励。世界各国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开发、演示、传播这些新技术？在利益不可能属于私人投资者的情况下，初期模型演示的数十亿美元该由谁买单?当我们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功技术时，我们如何保持私人投资者研发的动力？
这些问题尚未解决，迫在眉睫。然而，目前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协商关注的是另一套问题，主要是关于哪些国家应该减排、减排数量、减排速度以及以哪一年为基准。未经严格讨论如何减排，世界各国就被迫在2020年之前完成一定百分比的减排目标。答案当然取决于哪项低排量技术可用，多快可以使用。
想想美国吧。为了大量减排，美国需要在近十年逐渐发展新型电动汽车。美国也必须决定更新并扩大核电站，在公共土地上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尤其是利用太阳能。美国也需要一个新的电网将可再生能源从人口密度低地区——比如西南沙漠的太阳能和北部平原的风能——输送到人口密度高的沿海地区。而这一切都需要全国性的规划，而不是简单的减排数字目标。
同样，中国和美国一样，能够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新型电动车减少二氧化碳排量。但中国必须从煤炭经济的有利位置出发考虑问题。中国将来的选择取决于“清洁煤炭”能否在大范围内有效实行。因此，中国的排放路径关键在于CCS技术的初步测试结果。
真正的全球头脑风暴将首先讨论可用的最佳技术和经济方案以及如何通过有针对性的研发和更好的经济鼓励改进这些方案。基于市场竞争和公众融资的决定作用的认可，协商将要讨论向每个国家和地区开放的选择范围——从CCS到太阳能、风能和核能——并为新一代低排量汽车制定时间表。
在这些基础上，世界各国将会就加快新型低排量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的成本分派上达成一致。这个全球框架将会支持国内和国际排放控制和技术检修进程的目标。新技术被证明后，目标将会更加精细。当然，一部分策略是为新型低排量技术创造市场激励，以便理念被证实有效后，发明者能够获得大量利润进一步发展理念。
我在讨论具体减排目标时，提出讨论规划和策略的要求，这样做也许是冒着阻碍协商的风险。但如果我们没有配套策略，世界各国政府起初也许不会接受这些目标或者勉强接受却无意切实履行目标。
我们要一起认真考虑世界真正的技术方案，立足可行可持续的能源、运输、工业和建筑技术，建立划时代的全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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