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喜雨之后，迎来了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我们徒步进入法国南部山区。各种植物树木翠绿葱郁，充满活力。牛羊在田野中蹒跚，蓝天一望无际。这时，我听见一阵微弱的响闹声，听起来不像是鸟叫。我身边的意大利同伴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在这个凉爽的清晨竟然还满头大汗。他听到响声，毫不犹豫地拿出他的手机。是他母亲打来的电话，想问问他的徒步旅行是否开局不错。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既不聆听鸟儿歌唱，也不观赏清晨美景，一直在和不在面前的某个人交谈。
这就是我准备沿圣地亚哥之路（译注：Camino de Santiago与去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路被认为是天主教的三大朝圣之路）横穿西班牙北部的长达一个月徒步旅行的开始。我决定借此工休之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我的手机（美国人称之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屏幕。这一次逃离让我进一步洞察到我是怎样——套用亨利·大卫·梭罗的话——成了我的工具的工具。
在我启程开始徒步旅行之前，我在一本名为Adbusters的杂志上读到一篇有趣的随笔，标题是Technoslave（科技奴隶），作者叫埃里克·斯雷特。在随笔中，斯雷特回忆道：“有一次，我乘了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将他的手机从车窗扔了出去。手机响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按部就班地去接听，而是将手机随手扔掉。我惊呆了。他看着我，耸耸肩，就把视线移开了。我不知道那手机是他的还是偷来的，或许他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但就是凭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他成功地将自己从某种感觉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感觉却已经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
这个故事使我产生了共鸣。就像当今如此众多的其他人一样，我生活的根基就是联通——不论是上网还是打手机。但是，在沉迷于使用手机五年而不能自拔之后，我意识到，我的手机不再让我和他人联系得更紧密；它反而成为隔绝我与周遭的人和社区的一堵墙。而且，这样想的不止我一个。徒步横穿西班牙时，脱离了和Verizon网的连接，我仔细思考了手机的使用是怎样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令人啼笑皆非地削弱了人类的基本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正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使用手机。尽管手机看起来很棒，好象是解放了通讯工具，使我们摆脱了办公室的束缚，让我们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但往往恰恰相反。使用手机模糊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增加了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压力和紧张气氛。正如斯雷特在他的随笔中评论过的：“好象我们越有‘联系’越变得疏远。 ”
回想在西班牙的徒步旅行，我没完没了地看到这样的情景。虽然我那时在体验着没有手机的自由，但我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主要是欧洲人，整天都在他们的电话上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交换短信、交谈。人们在发展与陌生人的友谊和联系已经认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进退维谷。
联系过于紧密也有风险。在徒步旅行途中，我迷路了几次。我却看到了新景致，意外的景色和要不然就碰不到的城镇使我惊讶不己。回到美国，迷路时我总是打手机向朋友问路。有了手机，你就不太可能走错路，也就看不到新鲜事物，不能意外地结识到新朋友。
所以，最近回到佛蒙特州伯灵顿家中之后，我收起手机，用一辆旧得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换来一部固定电话，把它接上，一切就都搞定了。现在，我外出时不会立即打个电话或确认有没有忘带手机。因此，我在附近一带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像街区旁的大花园，路旁的艺术装饰和雕塑。现在，我不会紧盯着手机，我已经在街头和超市遇见生人，开始和以前没有说话过的邻居聊天，跟我的朋友们见面，而不是打电话。
不用手机，我不但没有和他人脱离联系，反而加强了和社区的接触。有一天，我和邻居们一起惊奇地看着一只驼鹿穿过大街向湖边跑去。不知道为什么，这只驼鹿比手机更能搞好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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