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某个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丈夫推导出了下面这个理论：今年他感冒那么多次的原因是经常忘了围围巾。
我告诉他别在孩子面前这样讲；把孩子们的可塑性思想暴露在这种伪科学的胡说八道中让我感到不安。事实证明，我说，不围围巾才会让人不感冒。事实证明，他回答，恰恰相反。
在办公室，我带着点儿轻蔑把他的理论跟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的同事复述了一遍。让我非常失望的是，她居然一本正经地赞同我丈夫的理论。我们的争论马上升级，带着敌意怒目相视，这种敌意和我曾目睹的两个为“以色列入侵加沙”问题争论不休的记者间的一模一样。
看似平常的普通感冒实际上意味无穷。上周的英国争议话题让感冒上了全国电视新闻，因为Benylin咳嗽水的制造商打了个电视广告。在这个广告里，一个感冒了的漂亮女人早上醒来，想挣扎着起床，但是画外音强烈建议她待在床上并且“过一个Benylin日”。然后，我们看到她靠在床上愉快地看书。
“小企业联合会”随即提出了不满，声称人们不该被鼓励因为感冒而待在家里。他们的观点可以理解。据《太阳报》的说法（尽管不是非常可信），上周一有240万英国人请了“病假”。
如果更多的人被鼓励只因患了轻感冒就待在床上的话，恐怕根本没人会去上班了。
那结论是什么呢？感冒了就待在家里？很明显，这决定于你有多“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早上起来拖鼻涕，那就得量体温，我紧张地等30秒，指望水银柱升到98.6°F以上。如果超过了，我就被允许待在床上；否则，吃片阿司匹林或Lemsip后就被打发去学校。
这是个好方法，因为有利于培养毅力，防止任性，而且可以让人区分讨厌但最好不要深究的轻感冒和真正要引起注意的重感冒。
人们普遍无法区分这两种感冒。当我偶然遇见把感冒叫作“流感”的人，或因自己感冒而惊恐万分时，往往导致我对这两种感冒看法的轻微转变，很像保守党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在发现艾伦.克拉克是素食主义者之后对他看法的转变。
感冒鸽派——他们已经在几家重要的报纸撰写了充满激情的专栏来谴责“小企业联合会”里的感冒鹰派——主张感冒的人应该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去上了班用处也不大，而且对身体也没好处。我的经验却不是这样。感冒[的发生和消失]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去上班可以让你在擤鼻子的时候思考一些其它东西。
一个不那么无力的论点——支持感冒的人该待在家里或其它——是他们会传染给其他人。正如我们所知，感冒非常具有传染性。如果你跟咳嗽、喷嚏连连的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么你也可能会得感冒。病菌离开他们的鼻子进入你的鼻子，这真不幸。
即便这一点，我仍不敢苟同。我们无时无刻不暴露在感冒病菌中，所以问题不应是阻断感染源，而是如何使自己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医生建议的一个方法是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勤快地洗手，而且别掏鼻子。
另一个方法由日本人推荐，就是每个人都戴口罩。这是个好主意，但缺点是感觉办公室成了虚幻的噩梦，在那儿，你的同事都是牙科医生。
不得感冒的一个较好方法是喜爱你的工作并感知自身的价值。我的感觉是，那些喜爱自己工作并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人比那些持相反态度的人较少得感冒。他们没法承受，所以不愿得感冒；快乐工作的人通常在周末和假期得感冒。
我得承认，我的证据趣味性多于科学性，尽管我在《柳叶刀》杂志上看到一些研究说抑郁者更容易被传染感冒，这好像和我说的是一回事。
这让我得出了自己的感冒理论，也明白了今年的感冒为何如此普遍。这和围巾、寒冷的天气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关于这一点，我让我丈夫去查一下维基百科。我知道，现在流行于对维基百科嗤之以鼻，但关于感冒，维基坚决认为不是由于受寒引起的，这一点确实有理。
我的理论是，今年的普遍性感冒缘于经济衰退，衰退导致我们精神压抑，并感觉自己在工作中可有可无。这么说来，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在向四处飘荡的感冒病毒招手，说道：在这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8%的英国劳动力上周一请了病假：经济打喷嚏，我们得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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