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因为他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我们既不赞成他的政治观点，也不认为他作为专栏作家所写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价值。但即使对我们而言，他的获奖也不是让人吃惊或者失望的事情。
1991年，克鲁格曼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个奖每两年一次发给四十岁以下的最有成就的美国经济学家。许多专业经济学家认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相比，克拉克奖更能始终如一地颁给够格的获奖者。无论以什么方式评价，克鲁格曼都是这个领域内的巨人。正如泰勒·柯文所指出的，克鲁格曼无需与他人分享诺贝尔奖，的确是重大的荣耀。在经济学领域，与共享诺奖相比，独得诺奖在某种意义上显得卓尔不凡。
当克鲁格曼和我初次研究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这个领域还在要素禀赋论（theory of factor endowments）的主导之下。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相比它的劳动力供应而言能够筹集更多的储蓄资金，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出口资本密集产品，进口劳动力密集产品。那时，在贸易与区域理论中流行的假设是收益递减，即生产率的增量在产出的低水平处达到最大。
不过没人愿意劳烦注意一下这个理论最大的隐含结论，那就是应该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内部贸易。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不会一边出口某些钢铁产品，一边又在进口另外一些钢铁产品。同样我们不会一边出口一些高科技产品，一边又在进口另外一些。
类似地，没人愿意劳烦注意一下收益递减假设的重要含义，那就是当某个产业在一个城市变大的时候，新的产业增量应当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建设。在新的地区，收益递减效应对于产量的拖累会更小。
然而，保罗·克鲁格曼愿意劳烦去考察一下这些问题。并且他发现事实与理论不符。事实是，产业的内部贸易，其广泛程度远超要素禀赋所能解释的程度。此外，产业倾向于聚集而不是分散化。产业聚集的例子包括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硅谷的计算机创业产业，以及纽约的时尚产业。
克鲁格曼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抛弃收益递减假设。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需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数学障碍。经济学家们已经为收益递减推导出了优雅的数学理论，这其中保罗·萨缪尔森贡献尤多，萨缪尔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为收益递增建立数学理论是一项新的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在收益递增的前提下，产业聚集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其中偶然的历史事件和路径依赖起着重要的作用。产业内部贸易也说得通了。一个国家可能碰巧建立了个人计算机产业，而另一个国家成了电视机生产的领头羊。同样，在这里历史的偶然事件和路径依赖在起作用。
事后看来，除了数学以外，收益递增理论看起来也很合逻辑并且非常明显。产业聚集的经济优势符合直观的感受。但重要的是必须承认，是克鲁格曼高度原创的贡献，解放了其他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注意到了收益递增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
在《国家的知识与财富》(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大卫·沃什(David Warsh)为收益递增理论的发展和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清晰易懂的说明。沃什集中说明了克鲁格曼是如何用该理论解释了贸易，以及保罗·罗默如何用它解释了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自己的作品也非常清晰易懂。如果你想阅读克鲁格曼自己对他最重要的工作所做的说明，你可以阅读《发展、地理学和经济理论》(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克鲁格曼随后的学术工作并不那么明显地具有持久的价值。他认为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危机是流动性陷阱，这意味着利率已经极低使得金融扩张政策不再有效。其他一些人认为日本的停滞是由于糟糕的资本配置，其原因是日本当局不愿意关闭那些破产的银行，而这些银行也就不愿切断向低效企业的资金供应。我认为后者更有说服力。
最近，克鲁格曼关注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经济现象。而我相信其他的因素更加重要。
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激励着保罗·克鲁格曼，他也能够和普通读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些。将诺奖授予克鲁格曼，反映了我们对在现实世界中，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地点是如何决定的这个问题在思想上的突破。
译者注：关于文中所提及的独享诺奖之事，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从1980～1989的十届获奖者都是单独获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分享奖金成为趋势。从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中，单独获奖的是7次，12次为多人同时获奖。参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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