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9个月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也许要重新考虑他的国际贸易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贸易策略？出口导向型增长还能否为继？
危机过后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增长？
如今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新加坡在40年前是英国驻扎下的偏远渔村。1961年韩国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如北朝鲜，依靠美国援助过活。1978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不到GDP的5%。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不少邻国，都依靠贸易摆脱了贫困。由于他们的成功，很容易让人忘记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鼓吹的“出口宿命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贫穷的国家很难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如果他们试图增加出口份额，只有竞相压低出口产品的价格。
过去9个月的经济危机在部分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新的出口宿命论。即使在全球经济恢复以后，发展中国家依然会发现贯彻“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政策更加困难，尽管这一政策在类似于韩国这样的国家非常有效。在这一政策下——有时被称为“出口崇拜论”，一国通过维持货币的低价值来刺激境外销售。有些国家将盈余作为外汇储备保存起来，而不是用于进口货物。这一政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账户盈余在2008年超过7000亿美元（据IMF统计）的原因之一。过去，这一盈余被美国的赤字所抵消。但美国人现在不想这么交易了。这种外国人将货物卖给美国人以换取资产的不平衡，也是导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的潜在原因之一。
如果上述贸易形式能够继续，发展中国国家又应如何应对呢？在一份新的报告中，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提出了一条新颖的建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继续鼓励生产“可出口商品”，但无需继续鼓励出口。这两者区别何在？“可出口商品”是指那些可以跨境交易的商品，但不一定需要在境外销售。罗德里克建议多生产此类商品，但不见得需要往国外卖那么多。
国家的发展来自于劳动力和投资从传统产业向新产业的转移，传统产业往往效率低下，而新产业具有规模效益，机会众多，可以引进新的技术。这些新产业通常生产的就是“可出口商品”，诸如棉纺织品或玩具。但无论出口崇拜者们怎么想，这在本质上都与出口无关，罗德里克说。例如，企业无需闯入国际市场来面对激烈的竞争。如果他们的产品能够跨境销售，那么国外的竞争者也可以在境内与其竞争。（不是很明白？）
随着工业化和多元化，这些国家的出口出现增长，有时就会带来贸易盈余。这三者（指工业化水平、出口增长和贸易盈余）往往共生共存。但通过统计分析，罗德里克认为这三者中，贸易型商品（即“可出口商品”）的增长，作为GDP的一部分，是作用最大的部分。
如何能够只鼓励“可出口商品”的生产，而不鼓励出口？低估货币显然无法胜任，这实际上是一种出口补贴，同时是对进口的税赋。这一政策鼓励贸易型商品的生产，但遏制它的消费——导致生产商向境外寻找买家。
政策制订者们需要一套不同的方法，罗德里克说。他们需要把汇率政策放到一边，采取产业政策，直接补贴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这一做法将使得贸易型商品的产量高于市场指令，但补贴不会抑制其需求。政策制定者切实需要允许汇率的自然上升，消除贸易盈余。坚挺的货币会使得外国消费者有所减少，但这些企业总体上仍然会比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发展的要好。
货物崇拜的回归
政策制定者如何继续保持危机前的发展策略，同时又不引致与之伴生的贸易不平横？罗德里克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他的方案能像听起来那么有效吗？我们先从理论方面来看。罗德里克认为出口没什么大不了。他也许是对的。但考虑到区分开多个关联变量的难度，他的统计分析似乎无法为这一问题盖棺定论。罗德里克的模型还假定仅有一种贸易型商品。按照他的政策，一国可以在国内销售以往销往国外的商品。在一个更为精细的模型中，外国和本国消费者的偏好是不同的。例如中国，在国内尚无3g网络的时候，就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3g手机。贫穷国家的企业可以从这一做法中学到很多——即为境外富裕的消费者服务。
再从实践方面来看。补贴向来不是被投入了错误的行业，就是被滥用。即使在危机之前，在很多经济学家眼中，罗德里克也是产业政策的鼓吹者。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选择优势行业的能力抱有怀疑，但对政府选中自己宠爱的企业界朋友倒是充满信心。在他们的学术圈中，低估币值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名声不那么坏的产业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可以使出口商普遍受益，而不是特定的某个行业或是某家公司。
这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也许考虑的比你我都要长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当然担心贸易赤字，但他们更担心的是失业率。他们所做的大部分的努力是在扩大贸易赤字，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美国政府也在比以往更为急切的推销美元，而且无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央行们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他们似乎依然欣然购买。由此看来，“出口崇拜论”注定要活的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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