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元月13日 繁荣未惠及到的穷人生活 霍华德·W·法兰西 中国杨庙（译注：杨庙为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下属乡镇）——每当78岁的李恩兰（音）生病的时候，她都不买西药，而是就近从树林中采些药草了事。这并非她的哲学观念使然。她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和这一地区的许多居民一样，偶尔进行实物交易，甚少使用、接触现金。 “我们有吃的，但从不充裕，”李太太说。“但至少，我们没有挨饿。” 李太太所在的地方属河南省南部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很多村庄，人们由于太穷，冬天无法取暖，并且缺少诸如自来水等基本舒适的生活条件。手机，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作为一个向上流动的象征几乎无所不在。但在这里，手机被视为不可能的奢侈品。这里的人们，常常以“我们是穷人”这样一个在当今中国并不希奇的话开始交谈。 在最近几十年，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脱贫的人数是很多。但是，像河南省.....
矛盾的是，这些地区的百姓说，他们之所以不受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毗邻东部的主要经济中心。他们被迫自谋生路，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他们可通过外出打工或其它形式将财富从外省带回家乡。
中国经济研究所（位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副主任王小鲁说，“最初国家的扶贫政策集中在相对而言更贫困的中国西部地区，比如甘肃、青海或者贵州。”，他还说，“此外，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如果那里出什么差错的话，就会变成比贫困更大的问题了，这也是政策会向这些地区倾斜的原因。”
在河南的农业县固始，有140万农村人口，其中7万3千人的生活水准低于官方一年94美元的贫困线标准，1年94美元，被认为就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维持每天2000卡路里的日常饮食。王先生说，“我们应该牢记，这一贫困标准实在是太低了。”王先生的这种观点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相左。
在河南，更多的人生活在官方的贫困标准与世界银行长期使用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之间。上个月，在重新调查了美元的购买力之后，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三亿贫困人口，而非先前的一亿。新的标准是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的购买力平价而设定的。经过重新计算，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也萎缩了四成。
不管统计数字怎么说，这里的农民依旧在贫困深渊中挣扎，这些农民是最早告诉外界这一情况的人。固始县的农民们说，这几年中央政府高调推行的提高农民收入的举措，对他们的生活确有影响，但效果不显著。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免费农村义务教育，还有新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计划。这些出现在文件上的措施，与之前相比，对农村的穷人更加慷慨和关照。
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农民和现金经济只有一丝联系，免税就和他们关系不大。（译注：显然，作者对中国免除农业税理解有误。中国之前免除的农业税，交税数额不管收益如何都按照同一比率来定，和交易过程中的税赋无关。）很多人说，即使免除了学费，他们仍要忍受学校迅速增加的其他费用。同样，还有人说，参加农村养老体系的费用和农村医疗保险计划中需要农民承担的费用，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
55岁的妇女周芝雯（音）是杨庙人，她家的砖瓦房显示出她家的情况要比村里住土坯房的其他人好些，她说，“我们太穷了，我们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没有余粮。我们再也不用交农业税了，可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
当问及她如何打理这个家庭时，周女士说，她的亲戚在外打工，有时会接济接济。“如果在家就能过好，谁想出去打工，”她说，“我们这儿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外打工。”
在许多村民看来，中央政府并不了解像他们这种地方的农村实际情况，而当地政府中充斥着贪官，这些官员将扶贫资金挥霍一空，或者将钱塞进自家口袋。
35岁的张油坊村民李广义（音）说："普通百姓不会从扶贫项目中得到任何好处，救济款咋会到我们手里？都是先救济那些大发国家苦难财的当官的。"
戴维•道勒，一名驻北京的世界银行官员，并不看好中央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他认为，各个地方的扶贫效果，和当地官员是否能创造出吸引投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说，很多贫困人口，都是那些缺少外出打工人员或者劳力的人家。“贫困常常和疾病、事故伤害或者缺少劳力有关，”道勒先生说，“中国政府依旧按照传统模式帮助农村发展，但如果劳力太少，就应该着手建立社会安全网络系统。”
在固始县，即便那些有家人在东部地区打工的家庭，也在贫困生活中挣扎，而且外出打工人员的情况并不稳定。
33岁的申柯霞（音），和丈夫一起离开家乡，到中国繁华的沿海城市杭州打工。最近，因为要生第二个女儿，申柯霞一家人回到了家乡。她和丈夫盘算着只要这个女儿长大些，就把两个孩子都留给自己年迈的父母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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