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2009-05-08 23:01:11翻译 | 已有1390人浏览 | 有5人评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大约有两百万人需要心理关怀,但这项庞大的任务非常复杂,因为人们羞于被冠以精神病患者的污名。
作者:Peter Ford
翻译:CommonData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2009年5月7日,中国,永兴
周三,学生乐队在他们的临时校舍前练习,为了准备不之后的四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演出。一些地震的受害者正在从精神健康专业人士那里得到帮助,以抚平他们内心的伤口。(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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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希(音)把身子侧向这位柔声哭泣的老年妇女,不时插上几句鼓励的话语。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仅仅只是倾听。
四川省的临时居民营地中有四十多位心理顾问,他们试图给去年地震的幸存者们带去安慰,张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中国最好的心理学家之一,张侃(音)估计,这场灾难之后,大约有两百万人需要某种心理关怀。张伯希和他的同事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二十万。
许多人仍忌讳心理咨询
灾民中绝大多数属于缺乏教育的乡村居民,这样的现实让任务更加难以完成。对许多灾民来说,精神病是禁忌的话题,而且心理咨询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
“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心理咨询的标记”,来自天津市的年轻志愿者张表示。“我们提供的是‘辅导’,因为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

当然,经受过一场令八万人丧生,近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巨大悲剧之后,许多人都做了这种辅导。虽然“百分之九十五的幸存者可以在几个月之后自行痊愈”,张先生说,“但还有百分之五不能做到这一点”。
一些人遭受抑郁的折磨,张先生服务的机构——政府所属的中国科学院绵阳办事处项目副主管傅春生(音)解释说。还有一些人则表现出创伤后应激失调的症状。
“他们总是想着那场地震,但又对此避而不谈”,傅医生说。“他们处于紧张之中,非常警觉;甚至一辆拖拉机驶过都会令他们惊恐不已”。
给人们讲话的空间
开头提到的那位向张医生倾诉的老妇人,他要求以“付奶奶”来称呼她,最初这位老妇人并不愿提到那场地震。对此张没有坚持。
付奶奶在地震中失去了她的丈夫,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当我不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好过”,她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愿回忆那件事”。
张勉强挤坐在付奶奶那狭窄但相当整洁的临时营帐中,然而,这并不足以开启老人的回忆。
她从来不会提到积极的事情——比如:一个幸存孙儿学习英语的便利条件,或是她已经怀孕的三女儿——有时张会和蔼的抓住几个好消息,并以乐观的评语鼓励他的患者。偶尔,他还会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
“我仅仅只是倾听,如果抓住任何积极的片断,我都会提醒她,并强化它们”,张后来解释说。“更好的做法是灾民们向邻居或朋友倾诉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的支持要好过我们。但普遍的情况是他们不愿彼此交谈。他们仍做不到这一点”。
工作人员和官员们也得到帮助
中国科学院的心理顾问们不仅只为普通平民服务,他们也帮助那些工作在灾难善后的前线,因此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例如医生、护士、教师和地方官员。
上个月,遭受地震打击最重的城镇北川县公共事务副主任冯翔自缢身亡。看起来,他似乎不能忍受失去年幼儿子的痛苦和沉重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从未向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表达心中的压力”,傅先生说。
冯先生并非第一个自杀身亡的北川官员。
“公务员身处特殊压力之下”,傅先生解释说。“人们想要知道他们的永久住所在那儿。他们也会与别人比较住所的位置,如果因此不高兴的话,他们也会抱怨。冯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且他也得不到休息。我们发现,公务人员往往在我们看来过于忙碌”。
后续访问可能需要持续数年
与此同时,许多普通人羞于接近心理专家,若是对此犹豫不决。“人们并不是自愿来找我们”,张先生回忆说,“因此我们散发调查问卷,并从所有灾民中进行筛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三次调查。如果有人表现出症状,我们就会拜访他,并告诉此人我们听说他最近心情不好”。
这种后续访问可能持续五年之久,专家们说,其他地方自然灾难的经验显示,一些表面如常的幸存者可能会突然性的爆发。
即便如此,考虑到这一项目匮乏的人手,大量潜在患者可能错失心理人员的治疗。“即使再增加十位顾问也不够”,张先生抱怨说。他与其他两位心理学家负责照料这个临时营地的五千名居民。
但也有一些好的迹象。经过数月工作之后,“一些患者开始主动来这里与我们交谈,并劝说他们的邻居来找医生寻求帮助。这可是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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